[德语] Gregor Gussy：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和左翼政治

桓庆志译

或许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左派”的主要特点，因为在西欧和北欧也有类似的政党。南欧局势有些不透明，东欧很难找到类似的结构，像这样一支稳定的政治力量。

“左翼党”和“左翼社会主义”

目前，欧洲政治学家在使用“左翼社会主义”一词时，主要指的是一个政党家族，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家族的成员包括非常不同的政党。这些政党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比社会民主党更左撇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虽然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但比社会民主党更左翼的政党仍有一席之地，社会民主党与冷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美国和西欧）相当成功地试图通过发展有吸引力的社会计划来迫使苏联及其盟国捍卫并最终解体。它的基本做法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不断提高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同时通过由此产生的大众消费为资本主义增长提供消费结构。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苏联及其盟国面前展示其制度优势，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财富和民主。同时通过由此产生的大众消费为资本主义增长提供消费结构。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苏联及其盟国面前展示其制度优势，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财富和民主。同时通过由此产生的大众消费为资本主义增长提供消费结构。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苏联及其盟国面前展示其制度优势，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财富和民主。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西方资本主义也被迫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普遍富裕程度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在制度竞争时期，这条道路与它没有什么不同。买一份人寿保险。

为什么苏联及其盟国未能赢得这场比赛？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制度不能适应民众对政治共同塑造和富裕的需求？为什么它会遇到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有一点很清楚 A：当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过于死板和官僚主义。这两点中的第一点阻碍了对需求满足的适当反应，而另一点阻碍了政治共同塑造。然而，这只是答案的一半，很多人认为自己知道另一半的真相，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被证明的反共偏见。坦率地说，这个社会制度有很多方面没有完全阐明，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不用说，我们深信民主的必要性。在专制制度下，事情往往会停滞不前，尽管事情做得更快，因为一般来说，专制制度不会进行民主过渡，而且很少有新的想法诞生。此外，专制政权经常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在已不复存在的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停滞在侵犯权利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回到这样的论点，即制度斗争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普遍富裕，大众民主）。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推断，当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入停滞阶段时，这种必然性将再次消失。情况确实如此。随着这种社会状况的结束德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可以放弃所有人的普遍财富的想法在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阶层中传播开来。结果，各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想。

1990 年代见证了西欧保守党和自由党推动的第一波新自由主义政策。在 1990 年代后期，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同时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人们希望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意识形态并追求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社会民主党人自信地认为，一个新的社会民主党世纪即将到来，无论如何，当时的欧盟大部分地区都由社会民主党政府统治。但社会民主党已经改变，拥抱新自由主义并试图重塑“社会正义”等概念。许多社会民主党选民感到失望，结果造成了所谓的“代表赤字”：

有很多方法可以处理这种代表危机。一些欧盟国家出现了右翼民粹政党，另一些国家则成立了新的政党（德国的“左翼党”和法国的“左翼党”）。金融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加剧了这一趋势（在希腊，激进的左翼联盟正在成为最大的政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原共产党发展为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事态发展：令我遗憾的是，曾经非常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遭遇了可怕的衰落。同样令人不快的是东欧国家的发展，虽然新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时有成立，

这些政党虽然各有各自国家的特点和出身历史，但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这些政党对议会民主持积极态度，但希望超越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束缚进行扩张。再者，各方的目标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采用生态生产方式，建设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要与资本主义和解，而是要在过渡时期保留资本主义行得通的东西。例如，经济效率还包括市场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率。但是，市场经济不适用于公共生活，即健康、教育、能源和供水、交通、和某些文化体育领域——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最高成就。同样，政治民主结构可以但绝不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上不可能拥有民主。这些政党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包括统一的“欧洲左翼党”，在欧洲议会中也有左翼政党的议会团体。当然，我们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法国的两个主要左翼政党（左翼和共产党）在核能的未来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与我们的德国左翼政党存在很大分歧，还有很多要讨论的问题。同样，政治民主结构可以但绝不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上不可能拥有民主。这些政党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包括统一的“欧洲左翼党”，在欧洲议会中也有左翼政党的议会团体。当然，我们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法国的两个主要左翼政党（左翼和共产党）在核能的未来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与我们的德国左翼政党存在很大分歧，还有很多要讨论的问题。同样，政治民主结构可以但绝不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上不可能拥有民主。这些政党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包括统一的“欧洲左翼党”，在欧洲议会中也有左翼政党的议会团体。当然，我们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法国的两个主要左翼政党（左翼和共产党）在核能的未来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与我们的德国左翼政党存在很大分歧，还有很多要讨论的问题。包括统一的“欧洲左翼党”，在欧洲议会中也有左翼政党的议会集团。当然，我们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法国的两个主要左翼政党（左翼和共产党）在核能的未来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与我们的德国左翼政党存在很大分歧，还有很多要讨论的问题。包括统一的“欧洲左翼党”，在欧洲议会中也有左翼政党的议会集团。当然，我们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法国的两个主要左翼政党（左翼和共产党）在核能的未来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与我们的德国左翼政党存在很大分歧，还有很多要讨论的问题。

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上述特点表明，他们不仅与社会民主党有明显的界限，而且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有这种双重分歧。在德国，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后者来自后来的社民党重量级人物威利·勃兰特）。在奥地利，社民党内部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奥马派，同样具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特点。这不仅仅是反对共产主义，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刚刚意识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失败了，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论欧洲左翼政党的大家庭。与其他左翼政党一样，德国左翼政党也有自己的特点。众所周知，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身是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是受苏联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国家，而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RD）是受美国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东德国家党是德国社会主义联盟（SED），在国家社会主义结束后演变为民主社会党（PDS）。在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共产党（KDP）于1956年被取缔，极端的反共气氛决定了当时的公众生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民族党“统一社会党”对此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此规模的反共在法国或意大利是难以想象的。后来，统一后在德国东部成立了具有议会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民主社会党，但在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该党始终未能站稳脚跟。只是因为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让一些选民失望，一个新的政党才成立，即劳工和社会正义选举选择党（WASG）。不进一步细分，我们可以把该党看成是一个左翼社会民主党，但是WASG只在前联邦德国有影响，在东方几乎没有影响。作为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党”和作为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劳动与社会正义的选择”应该合并而不是相互竞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于是，两党在2007年合并，从此又出现了“左派”。当然，合并后的新党总是会有一些摩擦和内部冲突，因为两党有不同的政治传统、政策风格，以及受传统和风格影响的人。不难理解德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为了一个共同的程序，必须容忍一些事情。

既然讨论了共同纲领，下面的问题可能也很有趣：党内还有多少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垮台的后果之一是民主社会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放弃了某种理论作为导向。我们对我们自己政党的理解是，任何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可以加入左翼政党，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状况和危机，我们仍然需要求助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这样做就等于科学的自我解除。这里只提一件事：当前的金融和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表明，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民主统治是多么脆弱。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翼政治

就德国的政治制度而言，该国存在三个或多或少“左”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绿党和我们的“左翼党”。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左派没有重新融入政党。我认为这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利益及其需求的差异有关。简单概括一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在它诞生之时，工人阶级还是一个被剥夺了社会政治权利的阶级。社会民主党支持阶级为社会和政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后来采取了革命的形式。之后，社会民主党以改革的方式将其政治愿望重新解释为“整合”的原因：目标不再是革命废除资本主义，而是将工人阶级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关键在于以下几个目标：工资增长应该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增加大众需求应该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就业扩大的基础，国家应该通过自己的投资来克服疲软的经济，即产生自己的需求。毫无疑问，科技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更适合于此。围绕这一经济核心，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如果要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进行这样的宏观调控，无疑要求国家不能任由金融市场摆布。相反，国家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规范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0年代之前，我们可以将“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约束的政治事业。在此期间，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为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控制南半球国家，使其在结构上依赖于北半球的工业国家，即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剥削结构是不可避免的。其次，经济模型荒谬地假设原材料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供应将不受限制。最后，这个经济模型假设自然环境可以承受无限的压力。套用马克思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物质方面”。仅此一点就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移植。

在 1970 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增长的局限性以及对保护自然和资源的替代生产方式的需求。痴迷于增长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有政治​​前途，因此需要新的替代政党，绿党应运而生。欧洲其他国家也建立了绿党，或多或少是左翼的。绿党退居左翼并不总是令人信服，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绿党支持另一种意义上的进步，这不仅与社会民主党相左，也与保守党相左。反对保守势力的进步人士在我们耳边总是有一种“左”的色彩。

左翼阵营的下一次分裂源于社会民主党背离了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得社会保障的观念。社会民主党开始采取新自由主义路线，这使一些工人阶级和失业者的处境更加恶化。这样，德国就有了左翼政党诞生的空间。

可见，以上三方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和诉求群体，没有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因此，我们很难想象绿色社会民主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

但差异远不止于此。例如，社会民主党历来不排斥国家官僚主义，可以说，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真正的民族政党。持续运作到 1970 年代的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增长模式强化了国家官僚机构，包括社会福利官僚机构和基础设施规划官僚机构。尤其是在后者方面，某些资本集团与官僚国家密不可分，由此产生了社民党与国家官僚的密切联系。左翼社会主义对此持怀疑态度。一方面，这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官僚机构的最终崩溃有关；另一方面，左翼社会主义强调更多的民主来规范现代社会的发展。由于与传统行业的联系，绿党明确反对规划官僚机构。可以看出，德国的左翼政党在与国家官僚机构的关系上存在分歧。

当然，还有其他差异，比如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欧洲政策。就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称奉行“负责任”政策，意味着重新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事实上，这种模糊的伎俩仅从措辞上就可以看出，因为没有人会认真声称前联邦德国所奉行的外交安全政策没有那么负责任，甚至被贴上风险的标签。该声明另有含义。冷战结束十年后，北约发布新的战略文件（在此期间进一步修订）并进行了深刻调整，决定将原来的防御性同盟改为干预同盟。自那时候起，无论是否有联合国授权，北约都已宣示其全球责任。因此，就主流思维而言，所谓“负责”就是：不挑剔，一起做。但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在北约及其政策中是同谋，而这实际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在德国议会联邦议院中，左翼政党是唯一拒绝这条路线的力量。此外，“责任”所包含的内容也可以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看出：西方犯了所有能犯的错误。但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在北约及其政策中是同谋，而这实际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在德国议会联邦议院中，左翼政党是唯一拒绝这条路线的力量。此外，“责任”所包含的内容也可以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看出：西方犯了所有能犯的错误。但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在北约及其政策中是同谋，而这实际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在德国议会联邦议院中，左翼政党是唯一拒绝这条路线的力量。此外，“责任”所包含的内容也可以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看出：西方犯了所有能犯的错误。

上述分析只是对德国左翼政党合作困难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概述。当然，在具体问题上并非如此，各方将努力合作，尤其是在地方和州层面。

三左政治面临的突出问题

接下来，我想重点谈谈左翼政治应该研究和克服的三个突出问题。

1. 新自由主义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也使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积累将导致持久富裕和社会公平分配的希望没有实现，结果证明是一种幻想。然而，这并没有引发人们热切寻找替代发展模式，相反，新自由主义进入了一种“僵尸”阶段：没有人愿意像欧盟政府，尤其是德国那样，成为支持放松管制的思想家。正是为了满足大金融业主的要求。当然，他们别无选择：十多年来，人们自豪地“缩小”了国家机器，但现在财政部却突然依赖外部专家的意见。因此，金融领域的法律草案可以起草。此外，德国大学的教授职位很少由批判性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担任。欧盟其他国家的情况，我无法判断。正如 Andreas Fischer-Lescano 尖锐指出的那样，大学机构已成为金融市场的军校。在这里，受过经济学教育的新生力量经历了可怕的经济转型。

在克服所谓的欧债危机时，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之所以称之为“所谓”，是因为欧元本身并没有危机，也就是说，没有货币危机。欧元区一些国家经历了类似危机的发展。原因是欧元的设计存在缺陷。. 欧盟采用的解决方案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并导致大规模贫困，而且使大型金融公司摆脱了共同的责任。

根据新自由主义模式，危机解决是通过使整个社会，特别是工人、雇员、养老金领取者和社会福利接受者承担解决危机的成本来实现的。诚然，批评经济学家提出了替代性的建议，也得到了左翼党等政党的支持，但上述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太弱，无法实施他们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经迷住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果不是这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本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来克服危机，特别是考虑到德国在欧盟的经济影响力相当大。然而，

尽管如此，我希望权力意志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重新出现。永远站在反对党，或者成为保守政府的伙伴，都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未来。为此，社民党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摆脱其最近的做法，并寻求与长期以来能够描绘左翼事业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联系。

2. 国际政治：合作而非对抗

我认为，正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德国和欧盟正处于十字路口。我想借助最近的几次冲突来说明这一点。

让我们从最近的例子开始，乌克兰危机。纠结的是冲突各方都做了对错，否则情况不会这么复杂。说侵犯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就是违反国际法，这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是，政治从来不只是说正确的话，说正确的话的人必须至少有一些可信度。在这方面，北约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美国和北约经常无视、违反或规避现有国际法，国际法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和北约的行为让人觉得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不需要被重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发生变化，而西方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非常天真，要么意识到了当前的后果。西方利用冷战结束，继续削弱和孤立俄罗斯，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我们现在面临着冷战时期的行为和思想的复兴。

当然，欧盟有权深化与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也有权与能给它最大希望的伙伴深化关系。然而，俄罗斯和欧盟都将乌克兰推到了必须选边站的境地，乌克兰内部爆发了冲突。事后的意料之外，还是说明人们要么太天真到无法被添加的地步，要么就是对可能的后果不顾后果。

那么，美国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呢？美国当然想削弱和孤立俄罗斯，但俄罗斯会在联合国安理会“惹麻烦”（中国有时也是如此），在经济上剥削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像叶利钦时代那么容易。此外，欧盟再次未能在外交上摆脱美国，任由北约摆布。

德国的左翼政党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但似乎只有左翼政党才有意愿，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与绿党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丑闻。不仅美国的对手，而且它的亲密盟友，都在受到广泛调查。我们也知道，政府不可避免地会被调查。那么德国政府做了什么？它什么也没做。就这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美国的效忠削弱了德国的法律体系。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主权，那么在与其他国家隔绝的意义上，主权当然不存在。主权的核心是人们制定法律并希望执行这些法律。但是，如果不继续信任法律，主权也会被削弱。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反思德美关系是否必须重新调整。毫无疑问，德国“左翼党” 与其他左翼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是，社民党和绿党都有遗产要继承，这可以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

3. 社会正义是生态转型的前提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左翼党介于绿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工业社会的生态转型是绿党的核心关注点，而社会民主党离这个事业最远。左翼社会主义者能够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政策理念，甚至加速生态转型。

首先，作为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党，左派当然认为它必须代表进步。这也包括生态转型的生产力端，也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不能“踩刹车”。而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内部矛盾恰恰可以引发生态转型的“刹车效应”。我们关心的是，在破坏环境的生产区工作的工人会怎样？生态改造项目不会危及他们和他们的物质收入基础吗？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本组合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群体将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地形成抵抗联盟。轻蔑和祈祷都无济于事，

其次，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正如气候问题所清楚表明的那样，生态转型不是一个可以在一个国家实施的区域项目。过去100年西欧和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不仅影响着美国和西欧，也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然后是比尔克林顿和其他聪明人，告诉人们，如果十亿中国人过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那将是一场人类灾难。这种说法不仅愚蠢，而且不负责任，因为它的目的是为美国的特权辩护：我们可以过我们想要的生活，但你不能！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然消费的权利，同时又不想否定印度、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发展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北方工业发达国家在环保新技术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技术和资金转移）发展本国的国民经济。当然，这只是对平等理念的生态解读，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团结起来。

在这方面，左翼确实可以调和绿党的现代化要求和社会民主党的惰性。此外，德国的左翼事业必须能够促进国际社会对生态问题采取公平的态度。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经常谈论左翼政党的“左翼社会主义”特征，而没有详细讨论其社会主义目标和假设。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目标愿景的著作最明智的一点是他拒绝描绘乌托邦。在他之前，很多人都这样做过。我们的社会主义遗产是致力于将人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资本限制了某些自由的释放，我们正在努力消除这些限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其中个人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先决条件和条件。

这些政党都对议会民主持积极态度，但希望将议会民主扩展到资本主义束缚之外。此外，各方的目标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采用生态生产方式，建设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寻求与资本主义和解。

（作者简介：Gregor Gysi，联邦德国政党“迪林克”（Die Linke）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现任德国联邦议会下议院“左翼党”集团主席。译者简介：桓庆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